妇人伤寒发热，经水适来，昼日明了，暮则谵语，如见鬼状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无犯胃气及上二焦，必自愈。明了， 《脉经》作“了了”。“必”后，《玉函》《脉经》有“当”字。《脉经》注云：“二”字疑。
成无己云：伤寒发热者，寒已成热也。经水适来，则血室空虚，邪热乘虚，入于血室。若昼日谵语，为邪客于腑与阳争也。此昼日明了，暮则谵语，如见鬼状，是邪不入腑，入于血室与阴争也。阳盛谵语则宜下，此热入血室，不可与下药，犯其胃气。热入血室，血结寒热者，与小柴胡汤，散邪发汗。此虽热入血室，而无血结寒热，不可与小柴胡汤发汗，以犯上焦。热入血室，胸胁满如结胸状者，可刺期门。此虽热入血室，而无满结，不可刺期门，犯其中焦。必自愈者，以经行则热随血去而下也，已则邪热悉除而愈矣。所为发汗为犯上焦者，发汗则动卫气，卫气出上焦故也。刺期门为犯中焦者，刺期门则动荣气，荣气出中焦故也。
方有执云：无，禁止之辞。犯胃气，言下也。必自愈者，言伺其经行血下，则邪热得以随血而俱出，犹之鼻衄、红汗，故自愈也。盖警人勿妄攻以致变乱之意。
丹波元简云：“胃气及上二焦”，方氏、程氏、汪氏并云“言汗吐也”。柯氏改作“上下焦”，盖僭妄耳。《脉经》疑之，似是。成氏以汗为小柴胡，且以刺期门为犯中焦，于义未妥。然亦无他明注，故姑揭成注尔。
又云：程林《金匮直解》曰：“上章以往来寒热如疟，故用小柴胡以解其邪。下章以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故刺期门以泻其实。此章则无上下二证，似侍其经行血去，邪热得以随血出而解也。”
铁樵按：昼日明了，暮则谵语，蓄血固如此，阳明经腑证亦如此，体工上有此一种变化。又在阴虚肝王之人，往往昼则昏倦，夜则清明，与热病适相反，皆可以证天时与人体之关系。若问何以如此？注家以阴阳为说，未能丝丝入扣，余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。就经验言之，涉及血分者恒夜剧。谵语亦有可资研究者，古人分虚实两种：曰郑声、曰讝语，讝与谵义同。其实不足以尽之。非但有虚实，亦有重轻。实甚则谵语，阳明腑燥矢是也；虚甚则谵语，少阴证郑声是也；热甚则谵语，三阳合病之白虎证是也；蓄血则谵语，抵当汤证是也。实甚谵语，为有燥矢，腑气不通；虚甚谵语，为亡阳脉短，血不养筋；热甚则神经被炙；蓄血则脉管不通，其中复有交互作用。白虎证热盛是主因，汗多亦是副因；少阴证亡阳是主因，热不解亦是副因；阳明腑燥矢为主因，热壮乃副因；蓄血证一部分充血为主因，他部分贫血为副因。治法只攻主因，亡阳用辛温回阳、敛汗，蓄血用抵当下血，热盛用白虎清之，矢燥用承气荡之是也。惟其有主因副因，错杂其间，故不易辨识。《活人书》云“仲景谓实则谵语，虚则郑声，世多不别，然亦相似难辨，须凭外证与脉别之”，即是因有主因，复有副因之故。吾侪苟能明主副因，更能知谵语所以然之故，虽病状疑似之间，不能淆惑。否则纵凭脉证，亦不能应付适当，此医学所以贵根本解决也。
抑不但如以上所述，等是发热，强者不必便谵语，虚则热不甚亦见。苟无积，热甚亦不必见，有积则见。等是蓄血，平日神经过敏者必更易见，是副因之中更有副因。尤不止此，谵语见鬼者，乃神经已乱，灼然可见之病证。若命此为病之程度已至七十分，则前乎此之六十分、五十分、四十三十分，虽未至谵语见鬼，亦有可见之病机。十年前，鄙人患病，奇重奇剧，病源是药蛊、是肝气，见症则神经过敏，消化不良，脾脏肿大，脚肿、心跳、手颤、舌本亦强。而当病最剧时，往往发言不由自主，盖已有渐入癫痫范围之倾向。嗣后服龙胆泻肝及耆婆丸等，久之又久，便血数次，病乃渐愈。嗣又屡治他人便血之证，凡将便血，或血未尽之顷，留心体察其人言行，必小有异征，至血下已尽，则言动较为安详。然后悟得《伤寒论》“抵当证”及“妇人热入血室”各条所以然之故，否则仲景用抵当攻血，谓血下乃愈，其理极不可通。而妇人热入血室之证，必谵语如见鬼等，亦难知其故矣。《伤寒论》太阳篇下卷，千余年来，解人难索。痢疾肠穿孔，本是死证，与此各条不同。近有误引伤寒断为必愈。致此次腾之报章，以为取缔中医之口实，则不明伤寒原理之故也。
